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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东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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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长于陕南秦岭巴山腹地。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先后有大学物理学、经济学和中央党校等学历。1993年始先后为国家某研究部门、某研究生培养学校、某出版社负责人、某大学研究院院长。自1976年始从事教育工作。自70年代初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自1978年始跟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座右铭:改革开放铭心间,中华崛起垫小砖,路漫漫兮其修远,做“猫”抓“鼠”自扬鞭。业余雅兴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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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锋》序:《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连载(九、十)  

2008-04-11 23:20:35|  分类: 学术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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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锋》序:《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连载(九、十)

 邹东涛

马国川最新著作《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几年“改革大争论”唯一的

力作,邹东涛《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

 

九、组织人事制度和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

 组织人事制度和领导干部制度是一国民主和政治制度的具体延伸,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制度建设,在较大程度上是通过组织人事制度和领导干部制度实现的。因为“事在人为,国以贤兴,政以人治,业以人旺。”但这个“人”决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而是“领导干部”。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是通过组织部门执行的,因此,组织部门的工作对于选拔优秀干部是个关键。20世纪80年代就有个说法:“中国富不富,关键在组织部”。实际上是说:“中国能否选出好干部,关键在组织部”。我国的知识分子经常发牢骚,“争锋”中也常常表现出许多对干部人事制度的不满,表明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和问题。

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淘汰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心的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淘汰问题。政由人执,人优政强,人庸政弱,人劣政亡。选准一个人才、用好一个干部,治理好一个部门和一方天下。一个优秀人才为执政党所选所用,增强一份甚至多份党的执政能力;而排挤和淘汰一个优秀人才,减少的则不是一份、而是多份党的执政能力。如果庸人和劣才入仕占据高位,优秀人才就会产生对执政党的不满。这种能力和能量如果不能为执政党所使用,就可能被别的组织利用,或者自造组织搞体制外活动,成为执政党的负面力量,蚕食、削弱执政党的能力和地位。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人事制度与人才竞争和人才选拔制度密切关联。在世界上,最规范和最公正的,首推体育竞争和选拔;最不规范、也最难规范和公正的,是人才竞争、选拔和任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最大的压制是人才的压制,最大的危险是庸人和劣才占据领导岗位。

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应该说有了不少进步,使得不少贤能入仕,提升和壮大了中国的干部队伍和党的执政能力。但仍存在着一些严峻问题,主要是选拔优秀人才和监督干部队伍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不规范的人才竞争和不健全的人事制度仍然严峻,好人吃亏,忠诚受挤,庸人和劣才入仕升迁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国多年出现的“跑官”、“数字升官”、“虚假政绩升官”问题,以及屡斩不断的腐败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这当然存在着领导干部队伍的道德教育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选拔、淘汰、监督制度问题:是钦定还是民主选拔;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是任人唯庸还是任人唯能;是监督还是放纵;是真监督、硬监督还是假监督、软监督。

怎样避免在人才选拔中的“汰优择劣,逆向淘汰”问题?怎样避免人才选拔中较优秀者容易被“夭折”、而较中庸者、甚至较劣者容易“胜出”问题,怎样避免优秀人才入仕升迁后劣变问题。首先要能够防范庸人和劣才入仕并升迁;二是要能够为选拔、任用好每一个优秀人才真正发挥有效作用;三是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有力有效的监督,对占据了重要岗位的庸人和劣才,以及对优秀人才入仕后变质变异劣化的,都要能够及时发现和清除。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是组织人事制度的设计,而我国组织人事制度的设计、执行和完善,任务还相当艰巨。 

十、专家学者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责任

 “碰撞”和“争锋”的主体差不多都是我国各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30年来,中国的专家学者在整体上一直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思考、探索、发表研究成果、献计献策,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延伸以及内容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专家学者队伍的情况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其一,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经济学界为主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扩展和深入到各个领域,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界专家学者都不断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其二,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前国内培养的为主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许多从国外留学归国者,不断地加入和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

其三,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现在,这个队伍已经广泛分布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各类公司企业和传媒界中。专家学者队伍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探索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又使得改革开放研究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政策主张也越来越多元化。

在思想理论界日益活跃的情况下,我国专家学者队伍大体上主要存在以下五种类:

第一类是盲目和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基本是全盘接受近现代欧美体系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以此为蓝本甚至为真理来审视中国现存的一切,认为中国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落后、不合国际惯例的,现存的所有问题和矛盾都是中国基本制度造成的,主张按照欧美的模式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国体、政体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改革。这种观点未能以积极的态度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与对策,容易走入极端。但在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时代,我们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可采取简单“封杀”的做法,否则更容易让他们走入极端,而是让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自我探索和自我认知。

第二类是理性批评的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理性把握中国现实国情和透视中国现存的问题,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负责的精神批评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探索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对策。这类专家学者是我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社会精英。

第三类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由于缺少知识的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认知的知识体系与现实实践脱节错位,不能够与时俱进,形成了固步自封的思维和行为定势,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现实国情,无法深刻透视中国的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所在,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忠心耿耿”地发表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意见,也“忠心耿耿”地对某些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待这类专家学者,只能让他们实践中逐步解放自己。

第四类是利益图谋的机会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头脑十分清晰,积极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脉搏,也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能够客观透视中国现存的深层次问题及其症结所在,也明白解决中国存在问题的途径。但这类人缺乏民族和国家大义情怀,在人生观上奉行“利益第一主义”,往往在行为上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把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或为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或为了牟取更多的现实和未来利益,或为了规避个人风险,或者故意发表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意见,或者言行扭曲和不一,有时侯口头上发表着正确的言论,而行动上做着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这类专家学者以及其他持有此态度的社会成员不在少数,往往成为中国改革及社会发展的“变色龙”或者“绊脚石”。

第五类是理性建设的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一般对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和深邃的理性思考,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能够务实地坦然面对,同时又能够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为了进行批判和谴责,而是立足于务实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认真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类专家学者是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坚力量。

就近几年来说,我国的思想理论界越来越活跃,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看法和评价莫衷一是,观点和政策主张林立,并产生了持续热烈“争锋”,这些“争锋”无疑有利于我们对改革的深层次思考。

在一个开明和开放的时代,党和政府广开言路,虚心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和争论、包括尖锐的批评意见,可取者认真听取和采纳,不可取者可以内部讨论,不搞批判指责,这是应有的博大胸怀和理智作法。但作为专家学者自身来说,也应以高度的理智和深刻的理性来反思和梳理自己的认识,客观地分析改革中的失误、挫折、教训和经验,以对国家民族当今和长远发展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见解和主张,不能以简单的批判来取代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来,也有的专家学者公正立场和道德信用有所缺失,既漠视国家利益,也漠视民众利益,严重触犯了众怒,使得社会公众对一些专家学者“考问道德良知”,这值得专家学者界的深刻反思。

应该理性地看待我国近些年来专家学者存在的问题:

第一,专家学者作为我国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和社会首先应当把他们看作普通人,而不必都看成“贤人”和“圣人”,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中的“贤人”和“圣人”总是极少数。也勿需要求他们都是“雷锋”式人物。世人所具有的“经济人”特点,专家学者也必然有之。他们在工作、研究和社会活动中谋求个人利益;他们为某些集团、某些企业服务和说话并获得报酬,只要不违法,只要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是他们的权利,应当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保护。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他们与所有公民一样具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要不违法,他们发表什么言论,提出什么主张,国家和社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同样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去追究;如果民众有批评或者谴责,社会则顺其自然。

第二,作为专家学者,对自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自我认识。必须看到,专家学者不同于社会上普通的“芸芸众生”。因为专家学者是有思想、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在社会上有名望、地位和“话语权”,言论、主张多多少少地影响着社会舆论,也往往不同程度地导向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势。因此,专家学者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都应当也必须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应当具有“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志向,应当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操和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志,自觉成为社会的表率。自己的行为、思想、言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化的事情,一言、一行、一德一定要考虑和顾及社会效果。因此,应当也必须对自己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自觉地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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