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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东涛的博客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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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长于陕南秦岭巴山腹地。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先后有大学物理学、经济学和中央党校等学历。1993年始先后为国家某研究部门、某研究生培养学校、某出版社负责人、某大学研究院院长。自1976年始从事教育工作。自70年代初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自1978年始跟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座右铭:改革开放铭心间,中华崛起垫小砖,路漫漫兮其修远,做“猫”抓“鼠”自扬鞭。业余雅兴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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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07-02-12 08:39:49|  分类: 经邦济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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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

   历史回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随着计划经济走向困境,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较早就纷纷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它们的经验和教训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对东欧改革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南斯拉夫、苏联、匈牙利)进行了回顾,然后对它们的改革模式进行了对比,并对诸如兰格、布鲁斯等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改革的一般客观规律。由于苏东巨变,关于苏东改革的经验教训已成史料,但当时该文总结的对我国改革的十点启示则具有现实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苏联、东欧各国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给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春天”,它使蒙上了一层阴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现了新的曙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目前正在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真研究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都是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样板建立自己经济体制的。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1)管理权限高度集中,整个经济活动靠国家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2)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3)所有制结构单一化,否定和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4)管理方法以行政方法为主,忽视和排斥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这种体制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曾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弊病就明显暴露出来了,其主要问题是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以致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失去了应有的光辉,许多原先对社会主义羡慕和信仰的人也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东欧一些国家对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提出了异议,并陆续进行了改革。南斯拉夫在1950年就抛弃了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波兰和匈牙利在1956年事件之后就对体制作了局部改革,1965年,匈党中央正式通过了改革的《指导原则》;民主德国于1963年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从1964年1月1日起推行新经济体制;保加利亚从1964年4月开始在50家企业中进行国民经济领导体制的改革,到1971年全部企业改行新体制,1978年又提出了第三个新经济体制,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捷克斯洛伐克从1965年开始改革,1966年捷共通过了改革的新体制《原则》和《行动纲领》,改革在某些方面近于南斯拉夫,1968年发生苏军侵捷事件,改革戛然中止,到70年代末又重提改革,1980年1月捷政府批准了完善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罗马尼亚1967年着手改革,1978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苏联在1956年后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了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作了经济改革的决议,1979年7月又通过了完善经济机制的决议。苏联、东欧诸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外,都与苏联相近,南、匈、苏三国代表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种典型模式。因此,本文主要回顾和总结南、匈、苏三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 捷足先登的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欧诸国中,南斯拉夫捷足先登,首先拉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南斯拉夫解放后没几年,就对苏联式的经济模式离经叛道。1948年,南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关系恶化,客观上加速了南斯拉夫改革的进程。1950年以后,南斯拉夫从根本上否定并抛弃了苏联式的经济体制模式,实行工人自治,走上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南改革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实行自治制度,建立社会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首先实行企业自治,把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在工厂建立工人管理机构,把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理,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作为自治的生产单位——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到60年代初期,自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工厂、企业的自治,发展到整个社会经济自治。1974年通过的联邦新宪法,从法律上肯定了南的社会经济自治制度。“自治”是南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南经济模式的核心。

第二,改革计划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把过去的指令性计划改为社会计划(通过自下而上逐步协调最后形成的联邦计划)。这种计划,对地方和企业没有约束力,只有参考价值。由于放弃了统一的计划领导,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市场经济”,市场成了企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调节者。

第三,改革价格制度。南在50年代初就废除了统一规定价格的制度,实行行政价格与经济价格相结合的双重价格制度。1965年,在统一汇率、冻结物价的基础上,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调整了一次国内价格比例关系。1967年又实行了新价格制度,生产者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形成价格,国家通过社会契约对价格进行社会监督。

第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1954年,南企业收入不再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收入在扣除职工收入(南不叫工资,而叫收入)、缴纳国家各项税收、银行利息和保险费外,所余利润在地方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1961年,南实行新的收入制度,取消累进税制。国家对职工个人收入不作统一规定,只规定个人最低保证收入。

第五,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南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入国际分工,60年代中期宣布本币(第纳尔)贬值,统一汇率,减少关税保护和出口实补贴,实行外贸自由化,允许国内劳动者自由到外国做工。

三十多年来,南一直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消费基金失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等。

(二)蹒跚而行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逐渐形成的。这种体制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大的“刚性”,不仅牢固扎根在苏联国土上,而且向战后建立的各社会主义国家辐射能量,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经济体制的当然样板。苏联的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大放社会主义的异彩。但在战后,弊病就逐渐显露了。1953年,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以后苏联的各届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因而,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如一个老态龙钟的巨人,步履蹒跚。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对农业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对工业和建筑业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其基本措施是把管理权限大规模地下放给地方。由于这次改革比较盲目和急躁,有些措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赫鲁晓夫的瞎指挥,不仅未取得应有成效,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管理上的混乱,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修改措施。60年代初,苏联开始注意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1962年9月,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资金》一文(即有名的“利别尔曼建议”)对于如何改变计划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了系统建议,这在苏联引起了极大反响。

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方面进行经济调整工作,一方面着手全国的经济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作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定从1966年开始,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改赫鲁晓夫时代的行政区域管理体制为中央部门管理体制。

第二,在不改变中央集中计划原则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

第三,管理经济的方法重点转向经济手段,发挥价格、利润、基金付费、信贷等经济杠杆的刺激作用。

第四,对职工实行物质刺激,从物质利益上加强职工对企业生产成果的关心。由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1969年12月,苏共中央又提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这使得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改革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1979年7月,苏联又通过了完善经济机制的决议,提出了改革的新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改进计划工作,建立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计划体系,调整和修改计划的指标体系,提高五年计划在经济增长中的调节作用和指令性质。这是新措施的中心环节。

第二,建立统一的科学发展基金,对优质产品的奖励加价,加速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

第三,修改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变投资结构,改变建筑业的生产评价指标和工程结算方法,提高投资效率。

第四,改进经济核算和工资奖励制度,加强利润和工资的刺激作用。

苏联二十多年蹒跚而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苏联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效果好一些。但是,苏联的改革并没有突破以下基本框架:

第一,指令性的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未根本变化;

第二,企业的地位和劳动者管理的权利未根本变化;

第三,经济管理中行政方法仍起很大作用;

第四,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

1982年安德罗波夫当政后,苏联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又进行了热烈讨论,其深度超过了1962年对“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安德罗波夫本人承认,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但由于近几年人事更迭频繁,因此,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新进展。

(三) 异军突起的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流潮中,有一个小国,既不随波逐流于苏联的改革,也不步南斯拉夫改革的后尘,而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地走出了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是较早认识到苏联经济模式弊病的国家之一。早在50年代初,匈政府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就对本国实行的苏联经济模式提出了批评。由于国内矛盾激化,1956年酿成了“匈牙利事件”。卡达尔新政府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认识到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持审慎态度,从1956年到1964年,先稳步地对农业经济体制作了调整和改革。在进行全面改革之前,作了较长时间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60年代初,匈牙利政府组织各界进行了充分的讨论。1964年12月,匈牙利党中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66年5月,匈牙利党中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又经过两年的准备,到1968年1月1日,全面改革才正式开始。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计划制度、调节制度和组织制度三个方面进行。

计划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取消国家指令性计划,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企业可以自行制定生产计划和工作纲领,无须国家批准。但国家在总体上并不放弃计划经济,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在计划经济中导入了市场机制。

调节制度的改革包括价格、工资、企业收入、产品流通、外贸等调节制度,特别是价格制度起着特殊的作用,价格有固定、浮动、自由等多种形式。国家通过各种调节制度影响企业的活动和决策,以保证其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同时协调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

组织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加强职能部门的管理作用,而减弱行政部门的管理作用,扩大企业本身的决策自主权。

匈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既不像苏联那样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又不像南斯拉夫那样过于分散。因而,匈的改革引起了世界各国注目,人们普遍认为,与苏联、东欧其他诸国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较为成功。

二、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

   的模式比较和理论分析

 

(一)模式比较

南斯拉夫、苏联、匈牙利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走的不同道路和采取的不同方针,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结合东欧经济学家的经济模式理论,对南、苏、匈三种典型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对于总结和概括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无裨益。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是最早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具有不同经济模式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经济决策权都掌握在中央手中,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由中央计划局决定,中央计划局采用“错了再试”的办法,劳动者没有择业自由,消费品实行配给制。

第二种模式:计划经济中引进了市场机制,消费品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分配,居民有了选择消费品的自由,但生产决策权和资源分配的决策权仍掌握在中央手中。

第三种模式:劳动者有了择业自由,工资由劳动市场决定;居民有了选择消费的自由,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中央计划局以“用需求价格表示的消费者偏好”作为生产和资源分配的指导标准。

在这三种模式中,兰格本人倡导的是第三种,通常所说的“兰格模式”,就是指第三种模式。

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证实了兰格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各种不同模式的预测性分析。苏联、东欧现行经济模式与兰格的几种模式不完全吻合,但有近似之处。兰格的第一种模式是苏联战时的经济模式,现在已不复存在。苏联现行经济模式介于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之间;匈牙利现行经济模式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之间;南斯拉夫现行经济模式则比兰格模式(即第三种模式)还要分散些。

被誉为“东欧经济体制改革首创人”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用经济决策权力层次和不同结构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模式。他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决策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宏观经济的战略性决策,其主要内容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变化;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积累基金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比例;消费基金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的比例;投资总额和重大投资项目;价格形成的基础和主要产品的价格。

第二层次,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投入(劳动力、原材料、动力);企业产出(产品、产量、品种结构);供给来源(在何处选择何种原材料);销售方向;企业机构构成和人员构成;职工收入分配形式和方法;大修理和小型投资;产品成本和价格等。

第三层次,是家庭或个人微观经济决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就业的选择(职业、就业点);居民对消费品和劳务的选择。

布鲁斯认为,如果三个层次决策权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就属于集权型模式。如果三个层次决策都是由经济活动主体做出的,即第一层次决策权在中央,第二层次决策权在企业,第三层次策权在家庭和个人,就属于分权型模式。如果三个层次的决策权都是分散的,即第一个层次的经济决策权不由中央做出,则属分散型模式。

根据布鲁斯的分类,苏联现行经济模式,从总体上看,还属于集权模式;匈牙利则基本上属于分权模式;而南斯拉夫则基本上属于分散型模式。

这三种经济模式各有其特点:

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决策单一性(单层次、一元化);计划的严格等级制;信息传递的强制性;以实物形式经济计算和资源分配占优势。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有高度的选择性。主要弊病是“棘轮效应”(只能向一个方向转动);缺乏灵敏性;微观经济效率下降。

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分散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宏观经济决策分散,地方、企业和个人有较大决策权,其主要优点是能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对市场反映的灵敏度高,微观效益比较好。其主要弊病是有关全局的宏观经济容易失控,宏观经济效率往往下降(积累率下降、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

以匈牙利为代表的分权型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决策的多层次(多元化);不同层次之间的计划通过间接手段取得联系;企业之间通过市场取得水平联系;货币成为主要手段。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三个层次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都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既可避免过分集中,也可避免过分分散。但这种模式的实行却有较大难度,其“度”不容易把握。

布鲁斯本人主张分权型模式,他把这种模式称为“含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所以通常说的布鲁斯模式,就是指分权型模式。按照布鲁斯的分析方法归纳的三种经济模式可用图表表示如下:


 (二) 理论分析

苏、南、匈其所以形成三种不同的经济模式,是基于他们各有一套改革的理论。由于基本理论认识的差异,导致了改革的方向、原则以及具体措施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模式。

他们的基本理论差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对国家所有制经济的看法

苏联历来认为,国家是全民的代表,国家所有制经济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因而国家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国家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向国家所有制经济过渡。他们还认为,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统一的,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所以,苏联的改革,国家所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有所增强,集体所有制经济则有所减少。

南斯拉夫的看法与苏联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它使生产者成了国家的雇员,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工人和劳动的异化,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只有自治的社会所有制,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种所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消除了社会主义异化的现象,克服了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基于这种认识,南斯拉夫的改革是从废除国家所有制开始的,南现行整个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自治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

匈牙利在对待国家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上不同于南而近于苏,认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形式,绝不能废除。但他们却不同意苏关于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谁优谁劣、谁高谁低的观点,当然就不赞同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过渡的做法。他们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各自在竞争中形成合理分工。匈也不同意苏关于国家所有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统一的观点,它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国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企业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

在改革中,苏、南、匈都抛弃了“产品经济论”和“自然经济论”,都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但具体看法又存在着差异。

苏联主要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认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新内容,纳入了计划性,不再具有自发性。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是没有竞争、没有价格波动的商品货币关系,是“有计划的社会关系的新组织”。

南斯拉夫则强调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一般性,认为社会主义商品交换是“直接的市场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惟一接受的模型就是自由竞争的模型”。他们承认竞争,允许价格自由波动。

匈牙利的观点与苏、南各有异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纳入了计划性,这一点与苏相同,与南相异;但他们承认竞争,允许价格波动,这一点又与南相同,与苏相异。

第三,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密切相联的问题,苏、南、匈都承认市场的存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具体看法却有很大差异。

苏联认为,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整个经济过程的普遍形式,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由国家计划进行集中管理。这种集中管理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才能实现。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根本标志,各个企业都是贯彻国家计划的基层单位。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市场,但那也仅是有计划的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之一,是计划调节的对象,是计划决定市场,而决不能相反,他们批判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这必然会导致向资本主义蜕化。

南斯拉夫的看法则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整个经济都是适应市场,服从市场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形式,应该由市场决定计划,而不是由计划决定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应该从市场出发,南斯拉夫也制定社会计划,但这种计划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的自治计划。因此,南斯拉夫的经济,是一种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

匈牙利的看法介于苏、南之间,各有异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集中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是社会最有效的使用和发挥力量的主要源泉,改革中必须提高和加强集中计划管理的效能,这一点与苏相近,与南相异。但他们却不同意苏关于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根本标志的看法。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指令性计划则会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转,因而改革中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匈牙利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主张大部分经济决策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自行作出,但有关宏观经济的重大决策则应掌握在中央手中,实行集中管理。基于这些看法,匈牙利总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的计划管理与市场的积极作用相结合的经济,主张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问题

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认识,是苏、南、匈改革理论的根本分歧点。

苏联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能,这种职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改革的只是管理的方法,而不是管理职能本身。所以苏联的改革,始终坚持国家的高度集中管理。

南斯拉夫的认识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就开始了国家消亡的过程,而这种消亡,首先是从经济职能开始的,他们对国家对经济的集中计划管理持否定态度。因而,改革一开始,就否定了国家的经济职能,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他们废除国家所有制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匈牙利在这一点上的认识近于苏联。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的经济职能并没有、也不能消亡,坚持这种职能仍是必要的。因而匈牙利的改革,并没有放弃国家的集中计划管理。但他们认为,坚持国家的经济职能并不等于把一切决策权都统在国家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决策可以交给企业,而不由国家集中垄断,这一点又不同于苏联。匈牙利的分权制正是根据这种认识形成的。

 

三、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现象。苏联、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都走在我国的前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和挫折的教训,都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曾对苏联、东欧的所有改革不屑一顾,统统指责为“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7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开始正视和研究他们的改革,但又出现过盲从。70年代末,我们曾一度“言必称南斯拉夫”,后来,又“言必称匈牙利”,我认为这都是片面的态度,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面评价和看待苏联、东欧的改革,以便从各个方面获得有益启示:

 第一,必须把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地位

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虽情况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当权后都是首先抓农业改革的。在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大胆地推行了联合或合并集体农庄、减免农业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勃列日涅夫当政初期,也是首先抓农业经济改革的,缩减了农业计划的指标,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物质刺激,鼓励农村个体副业的发展,对农庄庄员实行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和奖励制度。这些改革,都有效地刺激了农业生产,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匈牙利在1956年事件之后一直到1966年正式提出全面改革之前,对农业体制进行了长时间的、系统的改革,取消了农业指令性计划,给农业生产单位以较大自主权;取消国家对农产品的征集制,代之以全国收购制;并改革了农产品的价格制度。在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才着手进行全面改革。

南斯拉夫在50年代初期,在否定国家所有制的同时,也坚决否定了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1953年,大批解散了合作社,发展个体农业和国营农场,通过公有制的大农业与个体农民的联系与合作,把发展农业生产和改造小农经济双重任务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

我国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是从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但后起的农业体制改革却后来居上,在几年之内就解决了使我们长期焦虑的粮食生产问题,为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些情况说明,切实认真地抓好农业改革,是进行全面改革的先决条件。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效,转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但农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却丝毫不能放松。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做好全面规划,统一领导,做好充分的思想、理论和干部准备

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思想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干部的有效工作和群众的坚决拥护为基础的,这几方面缺一不可。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南斯拉夫之外,都是在全面规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全面改革前,都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在决定之前,都要在理论上进行充分讨论,思想上进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改革的每一重大措施,都要进行综合论证,在实践中先进行试点。在这方面,匈牙利做得要好一些。匈牙利为了统一改革事宜,在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之下设立了经济政策(改革)委员会,集中了130多名学者和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后又设立了11个小组,扩大到250多人,参加具体方案的讨论和论证。1964年,在刚刚提出改革任务时,就召开了有500多名从事理论和实际工作的干部参加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对改革进行了初步讨论,确定了改革的根本方针。紧接着,又通过党校和大学培训了大批改革所需要的干部。改革前夕的1967年,又举办了有5000人参加的中上层领导干部培训班。与此同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为匈牙利的改革创造了比较好的思想理论条件、干部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就做得比较差些,以致中央的改革决心由于一些干部和经济工作者的反对、不懂和群众中一些消极情绪而抵消了许多,一些改革措施和方案不能完全按预期实现。我国也存在一些类似情况,以致在全面改革后,在思想理论上、干部队伍上和群众基础上,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 

    第三,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性问题

    苏联、东欧在改革之前,都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实行单一指令性计划经济。在改革中,虽然各国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具体改革中存在许多差异,特别是苏联把市场机制的作用限制得比较窄,但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上却是共同的。近几年来,苏、南、匈在对待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和改革的具体措施上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南斯拉夫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一些问题。现在,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提高计划性的措施。苏联历来对计划控制较严,对市场调节限制过多,现在,也逐步采取了一些放宽市场调节、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措施。这说明,苏联、东欧的改革,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趋同”现象:强调市场自由调节的国家重视了计划的作用,强调集中统一计划的国家,也重视了市场机制。这种“趋同”现象说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片面强调计划性和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极端做法都是不妥当的,而要把二者在适当的“度”上巧妙地结合起来。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措施和微观措施必须互相协调配套

苏联、东欧的改革,都注意改革的宏观措施和微观措施相互协调配套进行,不搞零敲碎打。如匈牙利认为“新经济体制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制度,它的成分是互为条件的。这些成分对经济的有利影响只有在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实行改革要对各种复杂的关系和一系列实际问题进行通盘考虑来加以解决。搞改革容易偏于放宽政策,注重提高微观经济效益,也就特别容易忽视宏观上的控制。因此,经济越是放开,越要加强宏观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改革越是放宽政策,越是搞活微观,“成绩很大,问题成堆”、“克服了旧的问题,又产生新的矛盾”的现象。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有教训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第五,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上  

苏联、东欧各国在改革中,都把改革的中心环节放在搞活企业上。南斯拉夫、匈牙利都把企业看作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南改革一开始,就从企业自治入手。匈在分权中,把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都交给企业。苏联在60年代中期的改革,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基层企业。苏虽不承认企业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但认为企业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在许多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把搞活企业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可以说,这既是我国自身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从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中吸取的共同经验。 

第六,积极稳妥地搞好价格改革  

苏联、东欧各国虽然对价格改革的具体做法差别很大,但都把价格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苏联一直对价格控制比较严,坚持实行“有计划的价格形式”,但对完善价格形式作了多次规定,对农业产品价格作了三次大的调整,对批发价格作了四次调整和修订,价格改革的步伐比较稳妥。匈牙利开始计划花十至十五年时间彻底完成价格体制改革,设计和实施了混合性过渡价格体制。南斯拉夫对价格体制改革一开始步子就迈得很大,一下子从中央集中控制转变为市场灵活调节,虽然价格放活的程度比较大,但却导致了剧烈的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兰在1980年盲目提高猪肉价格,成为“波兰事件”的导火线。苏联、东欧价格改革经验说明,价格改革是整个改革最敏感的因素和关键的环节,宁稳勿乱,宁走小步,不迈大步。过于急躁和激进,主张一下子把价格全部放开的做法,只会给改革带来麻烦,因而是不可取的。

第七,积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同时也不忽略其他管理手段的作用

苏联、东欧对管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都经历了一个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的过程,特别重视发挥经济刺激的作用,但他们并不忽视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作用。他们认为,任何管理手段都不是万能的、惟一的、绝对的和一劳永逸的,各种管理手段,应该根据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综合配套地加以运用。我国管理手段的改革,也经历着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决不意味着对行政手段的废除。苏联、东欧以及我们自己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手段固然要扩大,但行政手段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时,也要对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兼而用之,只有运用这些管理手段的合力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向着预定的方向发展。 

第八,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关系,特别是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失控

东欧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中必须处理好物质利益关系,特别是要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否则,就会打乱整个经济改革的规划和进程。东欧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曾出现过消费基金膨胀问题。因为居民大都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改革中由职工群众选出来的负责人,也急于给工人带来更多的利益以便建立自己的威信,同时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而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厂长经理和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物质利益上的“三兼顾”的原则向职工群众方面发生倾斜,国家的利益缺乏强有力的代表,从而造成了对国家整体利益的离心倾向;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公共支出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消费基金,这多种因素都容易造成消费基金失控。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初期消费基金失控的现象在我国也未能避免。这说明在改革中,控制消费基金膨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苏联、东欧各国都规定,工资、奖金的增长速度不仅不应该超过、还应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这是控制消费基金膨胀的基本方法,但这个基本方法的落实,还要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这正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第九,采取灵活的所有制政策,重视私营经济的作用

苏联、东欧在改革前,对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都持否定和坚决取缔的态度。在改革中,也都逐步对这一限制放松。南斯拉夫改革一开始就发展农村个体经济,在城镇也允许个体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南叫小经济)。匈牙利在改革中注意发展“第二经济”(即个体或私营经济)。苏联对所有制关系控制较严,但在改革中,个体经济也从过去“地下经济”的非法地位“上升”为“第二经济”的合法地位。特别是近几年,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都认识到私营经济的作用,提出要适当发展私营经济。苏联、东欧在实践中得出的这个结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国在改革中不仅要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要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如果不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归根到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苏联、东欧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都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改革都不能单轨道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民主化的过程,而经济的民主化离不开政治民主化,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不会容许民主的经济体制存在。改革中管理权限的下放和划分,干部制度的改革,部门的调整和改组等等,本身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单纯从经济规律甚至是“经济人”出发,还必须考虑到政治结构的现状、思想文化传统和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经济因素。一方面要积极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又要确保政治的稳定,这是改革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互相演化,一个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演化为政治问题,为反对改革的人提供口实,从而给改革带来一些麻烦和不利因素。苏联、东欧改革史上有这样的教训,中国历史中也不乏其例。

以上十个方面,有的反映了苏联、东欧改革的共同点,有的反映了苏联、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有的则反映了苏联、东欧改革的发展趋势。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客观规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与苏联或东欧某一国家作简单的类比,因为各自国情有较大差别,有许多不可比因素。我们应该从苏联、东欧改革的共同点、经验教训和发展趋势中找出改革的一般客观规律,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加以具体运用,效苏联、东欧之所成,避苏联、东欧之所误,使我们的改革不是进两步,退一步,而是进一步,看两步;使我们的改革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驾着船过河,顺着桥过河或游泳过河。这样,就会使我们的改革步子更顺利一些,速度更快一些,成效更大一些。


[1] 写于1985年4月。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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