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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东涛的博客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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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生长于陕南秦岭巴山腹地。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先后有大学物理学、经济学和中央党校等学历。1993年始先后为国家某研究部门、某研究生培养学校、某出版社负责人、某大学研究院院长。自1976年始从事教育工作。自70年代初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自1978年始跟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座右铭:改革开放铭心间,中华崛起垫小砖,路漫漫兮其修远,做“猫”抓“鼠”自扬鞭。业余雅兴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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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改革观论纲(四)  

2006-12-15 08:09:51|  分类: 经邦济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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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学设计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不能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像中医那样,进行全面地辨证施治。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和基础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遇到了“瓶颈”,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提出和探索科学改革观,就必须客观理智地认识中国的政治民主,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相应地,2004年全国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把“政治文明”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7年的必然成果。“政治文明”的入宪,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法律基础。

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自发的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只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实际上是从人治规则向法治规则的转轨。

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等于法制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三是吏制的改革,四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

吏制问题,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淘汰问题,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关心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首先是要解决好吏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和淘汰问题。政由人执,人优政强,人庸政弱,人劣政亡。选准一个人才、用好一个干部,治理好一个部门和一方天下。一个优秀人才为执政党所选所用,增强一份甚至多份党的执政能力;而排挤和淘汰一个优秀人才,减少的则不是一份、而是多份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在优秀人才中,除开那些专心致志埋头具体专业工作者之外,大多有较强的“入仕”思想和社会活动能量,如果庸人和劣才入仕占据高位,优秀人才就会产生对执政党的不满,甚至搞体制外活动,蚕食和削弱执政党的能力和地位。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吏制与人才竞争和人才选拔制度密切关联。在世界上,最规范和最公正的,首推体育竞争和选拔;最不规范、也最难规范和公正的,是人才竞争和选拔。中国的吏制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应该说有了不少进步,使得不少贤能入仕,提升和壮大了中国的干部队伍和党的执政能力。但仍存在着一些严峻问题,主要是选拔优秀人才和监督干部队伍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不规范的人才竞争和不健全的人事制度仍然严峻,庸人和劣才入仕的现象并不少见。中国这些年出现的“跑官”、“数字升官”、“虚假政绩升官”问题,以及屡斩不断、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这当然存在着干部队伍的道德教育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干部选拔、淘汰、监督制度问题:是钦定还是民主选拔;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是任人唯庸还是任人唯能;是监督还是放纵;是真监督、硬监督还是假监督、软监督。

怎样避免在人才选拔中的“汰优择劣,逆向淘汰”问题?怎样避免人才选拔中较优秀者容易被“夭折”、而较中庸者、甚至较劣者容易“胜出”问题,怎样避免优秀人才入仕升迁后劣变问题。虽然这种情况不一定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但制度的设计,首先要能够防范庸人和劣才入仕并升迁;二是要能够为选拔、使用、教育好每一个优秀人才真正发挥有效作用;三是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有力有效的监督,对占据了重要岗位的庸人和劣才,以及对优秀人才变质变异劣化的,都要能够及时发现和清除。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在世界上,普遍兴起了两个浪潮:一个是民主化浪潮,一个是民族化浪潮。在国内也是一样。民主化浪潮要求中国的改革要加速民主政治建设,民族化浪潮则要求中国强盛、独立、统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受任何外国欺侮。几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美国在中国领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美浪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日浪潮,都表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爱国主义情结。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尤其一些发达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中国。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由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高度警惕,都要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避免中国进入世界强国期望的魔套。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曾经历了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历史,这种周期性的历史震荡,每次都给社会、给人民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巨大灾难。要避免这种恶性周期和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强大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国家统一、完整、稳定和富强;否则,离心力小大于向心力,国家四分五裂。要排除离心力这种潜在的分裂力量,必须保持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

制约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抵御外国的欺侮和分裂图谋,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和富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防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庭抗礼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只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民主、高效、廉洁和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富有能力和权威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不是要替代市场、地方政府和部门,而是要把职能重点转到国家安全、统一、稳定、宏观决策和调控方面来,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市场”的有机体,使各个方面协调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大国有大国的优势,也有大国的困难和矛盾。在历史上的中国,有时候是独立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如汉唐雄风、大清康雍乾时代;有时候是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如战国、南北朝时代;有时候则是“东亚病夫” 而受到一些列强的欺凌和宰割,如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这就是说,大国的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必然的。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第四,通过科学民主和富有权威的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保持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绝对不能大起大落。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并大规模增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要从大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进行科学设计:以国家主义和以民为本为主导,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基础。永保国家的统一、安全、稳定、和谐和全体人民的幸福。

 

八、科学改革观与专家学者的权利和社会责任

 

提出和探索科学改革观,对于党和国家来说,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攻坚决策的理性水平;对于各界专家学者、尤其是著名专家学者来说,也应当进一步提升对改革攻坚的理性思维。

28年来,中国的专家学者在整体上一直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思考、探索、发表研究成果、献计献策,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延伸以及内容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专家学者队伍的情况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其一,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经济学界为主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扩展和深入到各个领域,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界专家学者都不断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其二,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前国内培养的为主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许多从国外留学归国者,不断地加入和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其三,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专家学者队伍主要是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现在,这个队伍已经广泛分布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各类公司企业和传媒界中。专家学者队伍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队伍越来越发展壮大,探索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又使得改革开放研究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政策主张也越来越多元化。

就近几年来说,我国的思想理论界确实越来越活跃,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看法和评价莫衷一是,观点和政策主张林立。这在专家学者队伍中产生了持续热烈尖锐的争论,这些争论无疑有利于我们对改革的深层次思考。但也有与党和国家现实理论政策取向不一致的意见,甚至也存在与党章和宪法严重冲突的主张。对此,党和国家采取开明、开放的态度,可取者认真听取和采纳,不可取者可以讨论、引导或者不予理睬,但不搞批判指责,这是党和国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和理智作法。但作为专家学者自身来说,也应以高度的理智和深刻的理性来反思和梳理自己的认识,客观地分析改革中的失误、挫折、教训和经验,以对国家民族当今和长远发展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的见解和主张。

在思想理论界日益活跃的情况下,我国专家学者队伍大体上主要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激进批判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主要学习接受的是近现代欧美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模型,以近现代欧美的知识体系和制度结构为蓝本甚至为真理来审视中国现存的一切,因而对中国现存的一切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奉行批判现实主义。在这些人的眼光中,现存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合理的,特别认为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落后、不合国际惯例的。他们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改革开放28年的成就,但更关注和不可容忍的发生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基本制度的弊端造成的。在思想理论上认为中国只有按照欧美的模式来改革一切才有前途,其政策主张是中国应该按照欧美的模式进行政治体制和一切体制的改革,尤其对中国的政党政治、国体、政体要加速修宪,毕其功于一役激进改革。

第二种是简单维护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社会主义的信念比较强。他们看不惯或者接受不了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在他们的信念中,马克思的任何理论学说、现行社会主义的任何政策都是正确的,是不能够违背和批评的。因此,一旦改革的某些做法逾越马克思的某些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或者如果有人对马克思的某些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提出了不同意见,都是认为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都感到义愤填膺,要义正严词地进行谴责,并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及其各项方针政策进行辩护和捍卫。

第三种是理智分析和建设现实主义者。这类专家学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和较强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时对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和深邃的理性思考,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能够务实地坦然面对,同时又能够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深刻的理性分析。这种分析不是为了进行批评和谴责,而是立足于务实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认真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开明和开放的时代,社会上特别是党和政府应该广开言路,虚心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和争论、包括批评党和政府的尖锐言论。但作为专家学者自身,绝不能以简单的漫骂来取代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理性思考和深刻分析。前面所列举三类专家学者,我既不赞同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也不赞同简单的维护现实主义者,而主张理智分析和建设现实主义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公众对专家学者们一直非常崇敬、并寄予厚望的,希望专家学者对社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有着更大的贡献。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两年来,有些专家学者失去公正立场,漠视民众利益,严重触犯了众怒,社会公众对一些专家学者几乎是“群起而攻之”地批判和谴责,这连带整个专家学者队伍在人民群众的形象、信誉和地位都有所下降。这值得专家学者界的深刻反思。

专家学者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同于社会上普通的“芸芸众生”。因为专家学者是有思想、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学术地位、有知名度、有“话语权”,言论、主张多多少少地影响着社会舆论,并不同程度地导向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势。因此,应当也必须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第一,专家学者应该对人民大众的具有高度责任感,思考、研究的出发点及其言论要坚持以人为本,一言一行要体现在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而不是为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要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言人,而不能是少数、部分或个别利益集团代言人。

第二,专家学者对国家、对社会要高度责任感,要具有“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志向,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要自觉地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和谐。中国是一个大国,如《红楼梦》中说:“大有大的难处”。偌大的国家,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建运商,不是这方面出现问题,就是那方面发生矛盾。理智的、负责任的学者,要为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献计献策。既不能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作“壁上观”,更不能采取嘲笑、讽刺和幸灾乐祸的态度。

比如,这些年,我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界的改革存在和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学者的任务,就要深入了解有哪些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可行的方案来。但我们有的学者不是这样,而是张口闭口指责“反改革”、“伪改革”等,渲染改革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制造紧张空气。

再比如,在我国官员队伍中产生了许多腐败分子,这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大家都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在制度层面上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能一看到腐败问题,一看到某种失误,就站在党和政府对立的立场,在整体上“妖魔化党、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官员”。

如前所述,我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都可能踩了许多脚淤沙和泥浆,可能碰了许多礁石,可能陷了几次旋涡,也可能呛了几口水。对待一切问题、一切矛盾,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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